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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尊:民族最重要的精神

  王树增:中国著名的军旅作家。1952年2月生于北京,少将军衔,国家一级作家,现供职于部队部创作室。全军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大量的史料证明,日本这个民族的生存危机是与生俱来的。日本人的心理和他的举止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他那种深深的生存的忧患意识是融汇在他的血液里的,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有的朋友跟我说,我们在南海稍微有动作,日本人为什么就折腾?因为马六甲海峡是生命线年日本人已经陷入了中国战争的泥淖,已经基本打不动了,为什么又去打美国人?最后对美开战的决议是在被置于死地情况下作出的,美国政府宣布对日本禁运,并切断其所有的进口渠道。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从中国近代以来一直到今天,我们要深刻地领会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最深层次的原因和他的逻辑是什么。

  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已经变成了一个初步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它的工业生产能力、国民生产总值反映到军备和军队上,无论是陆军还是海军,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凶悍的军队。更重要的是日本天皇制,天皇制几乎是准宗教式的,天皇制就是神道,日本人认为天皇就是神,日本是一个以神统治的国家,日本的子民都是神的后代。这就衍生出很多准宗教甚至宗教的内容,比如武士道,对死亡的蔑视、对死亡的淡漠、无限忠君的思想,等等。这些东西,都深入到日本民族的整个文化之中,尤其是陆军,单兵作战能力为什么这么强?这也和它的民族文化的基因有关。它的民族文化的一个巨大优势,就是集体性的向心力。虽然现在日本已化多元了,但是日本民族人心的凝聚力在世界上仍是罕见的。

  我们对比一下中国。开战之前的中国,首先,中国依旧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家,有一点民族工业,但很不成气候。无论是工业生产能力还是钢产量,都与日本没有办法比较。反映到军队装备上,我们还停留在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即使我们的正规军,也就是国民政府嫡系的中央军,装备最好,也不过是拿钱买一点德式装备。最重要的还不是武器的差别。当时中国是一盘散沙,中国的版图被各路军阀割据。军阀混战带来一个巨大缺陷,就是政令不统一,人心更不统一。虽然中华民族文化悠久,但是中华民族文化当中有一个链条或者一个现象非常奇怪,就是中华民族是一个泛神论者。中国人信奉的或者崇拜的可能是玉皇大帝,也可能是太上老君,也可能是一只狐狸、一座山、一个湖泊。文化差异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不是孰优孰劣的问题,是它有差异的问题。这种差异在国家和民族面临巨大危难的时候,其缺陷就体现出来了。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万众一心是多么宝贵。于是在抗战初期出现了一个崭新的理念叫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它的含义是在这块国土上不分党派、不分地域,抛弃一切偏见、抛弃一切分歧,团结一心一致对外。

  1935年中国党提出民族统一战线,随着思维的一步步演进,最后用白纸黑字的方式向全国人民也向当时的国民政府宣布,我们党人不但愿意把自己的军队编成国家军队与日军作战,而且我们中国党人要放弃我们为之奋斗的那些主义,比如土地的某些政策、暴力的理论,而且向全国人民做出保证。在那个时刻中国党人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比金子还要宝贵,那是我们民族战胜屈辱唯一的保障。

  最后,中国党的军队连帽徽都被换掉了,编成了三个师,第一仗就是平型关。平型关的对手是日本陆军最精锐的五师团,而且是一线作战。我们以此向国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做出表率,这个时候谁把党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那是没有良心。并且平型关战役最重要的意义不是军事胜利,而是胜利。当时全国的报纸铺天盖地,大大地鼓舞了全民反侵略的自信心。

  现在如果大家有闲暇,可以再读一下《论持久战》。毛主席的英明之处或者精彩之处就在于他是1938年写的,那时战争才刚刚开始,但是他已经预料到了整个抗战的几个阶段、我们面对的政策以及战争的结局,最后论证了中国人为什么能够打胜,我们怎样才能打胜。《论持久战》是贯穿整个抗日战争全局的最高战略原则,换成国民政府叫作以空间换时间。最让日本侵略者心惊胆战的是《论持久战》论述的战略思维,因为日本从入侵中国那天起就想第二天结束战争,它最恐惧的就是陷入战争泥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论持久战》,这是我们理解党人在抗战当中作用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

  我们过去对抗战史的研究过于狭隘。事实上,对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对任何一个方面战场的曲解或者忽视,都是不能解释这场战争的,也是不能解释历史的。

  日本吴淞登陆的时候目标是三个月灭亡中国,但是宝山就打了三个月。在上海这块土地上,中队的官兵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表现出了不屈的民族精神。上海是一个典型的商业城市,但是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尤其是在淞沪会战的时候,上海民众表现出了巨大的爱国热情,彪炳史册。我们应该为这块土地上的百姓而感到自豪。我从来不相信商业气息能泯灭民族精神,这块土地就是一个证明。

  正面战场重大关口的那些重大战役不能残缺,残缺就解释不了战争进程。在正面战场涌现了很多英雄好汉,包括我们的吴淞会战的八百壮士。当然正面战场总体上是往后退的,有两个原因:第一,实力悬殊,肯定要退。从武器装备到战略协同,我们的军队根本没有现代战争的概念,如步炮协同、空地协同等。所以在正面战场巨大的战役当中经常是近在咫尺,按兵不动,见死不救。原因并不能完全归结于地方军阀部队的私心,最主要的其实是领导者根本不懂大兵团作战是联合作战的概念。还有我们当时的策略,边打边退,以空间换时间,一点点阻击。

  虽然正面战场大规模兵团作战时的节节败退可以归结为实力的悬殊,但是内部还是存在分歧,大致可以分为三派:第一,妥协派或者投降派,以汪精卫为代表的。第二,,也叫中间派,实际上他自己有一个俱乐部,叫灰色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是由的,包括一些军事将领组成。他们认为,我们打不过人家,打吧,拼完了就完了,反正不行了,是跑不了了。第三,主战派,如果没有内部主战派的顽强支撑,这个民族就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地步。当中的主战派以及主战的官兵,阻击了正面战场抵抗日军的一次又一次大规模攻击的凶狠的势头。那个时候国民政府有一个最低的标准,不变节你就是中国好汉。只要你敢战斗,就是了不起的中国人,就是值得我们尊重的中国人。

  如果没有敌后战场的作用,也没有办法结束战争。日军有的占领区,但是除了个别的交通线和个别城市在占领区之外,剩下的都是占领区外的。所以说“日军没有后方”,没有后方的军队是悲惨的军队,没有后方的军队是打不了胜仗的军队。后方被我们党的敌后武装掏空了,而且不断出击。我们不能把敌后的战役规模和长沙会战相比,因为毛主席早就说过,我们擅长的不是阵地战,我们的拿手好戏就是游击战和山地战,这是两种战争样式,不能简单相比。如果要比,我们可以把整个敌后作战看成一个大的战略行为,我们没有军饷,我们也没有弹药;我们没有工业能力,我们也不是执政党;我们没有国家资源,我们也没有工业,可见其艰苦程度。今天的中国人不要在自己没有掌握历史全盘基本脉络的时候,对我们的先人妄加评价。我们要怀着十二万分的敬畏体谅他们,宽容他们,理解他们。从前没有这样一个战争的局面,在一个大的战场上分成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只有中国才有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这是国情所致。只有中国当时的形态和两国的力量对比,才形成了既有正面战场也有敌后战场的局面。

  人为轴心,就是我们要回顾这场战争最大的要点和核心点。我希望我们的青年人,我们今天的中国人,记住一系列的人和他们的形象。

  比如忻口战役时,我们牺牲了一个军长叫郝梦龄。很多人劝他说不能上前线,那里封锁得太厉害,他说我必须让士兵看见我,他们军长还在前线。在过一道山梁时,他被日军机枪扫倒了。他留下很多遗书,其中,有这样的话:军人不死,天理不公。

  我们还要记住将领张自忠将军,他是一位悲情将军。“卢沟桥事变”时国内对他一片哗然,骂他是卖。他跑到北平让蒋介石处死他。蒋介石说我给你部队让你去打仗。最后,他牺牲在湖北襄樊附近,那里有一条襄河,他完全没有必要出击,但是他主动出击。虽然他知道他此去可能要死,但是这就是军人的血性,最高标准就是无条件地为国家服务,为百姓服务。说,只要秉承张自忠不屈的精神,中华民族就能度过民族解放之最后一段艰苦的行程。

  党人伟大之处不在于消灭多少关东军,而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那是最黑暗、最苦难的日子,他们从参加战争那一天起就准备牺牲,他们最高的境界在于:我还活着,还有一口气,深山密林当中留下我的脚印,我就算胜利,我要让侵略者知道中国人没有屈服,这就是抗联将士们给我们精神上最大的震撼。这就可以解释日本人为什么要解剖杨将军,他们要知道他吃什么。有两种东西,棉絮,自己的棉袄,还有一种草根。

  还有八女投江,最大的二十三岁,最小的十三岁,八个小女孩,在抗击关东军攻击的时候打掩护,最后被包围在一个小山上。当她们一步一步走向河里的时候,关东军是什么心理状态,至少他们心理会受到巨大的震撼,至少他们知道这个民族不好征服。这八个女孩,最大的叫冷云,也不过二十三岁。一个非常清秀的姑娘,本来战争就不应该让她们接触到,但是在那个苦难的时刻,她们的生命是这样结束的。

  当然可有许许多多的名字,比如二〇〇师的戴安澜师长,远征缅甸的时候,他负伤了,他在昏迷时就唠叨一句,我们一定得回到我们的祖国。好像在一个早晨的时候他突然从担架上坐起来,他就问离祖国还有多远,士兵告诉他还有几华里,这时候他倒下就再也没有醒来。

  我将郝梦龄遗书当中的一句话记在了我的笔记本上:我们军人为什么打仗,我们为什么要流血牺牲,是为了中华民族永存世上。这句话足以让我们这些后代去纪念他。没有那些流血牺牲的英雄好汉,哪有今日的中国。我认为一个民族最高的精神就是自尊,那些英雄好汉们就是为了这份自尊而流血牺牲的。(王照宇编辑整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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